利用綜合報告講好企業故事
國際綜合報告理事會(The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簡稱IIRC)近日正修訂其廣受企業及機構採用的綜合報告框架。CIMA一直以來也是國際綜合報告的積極推動者。IIRC理事會首席執行官,CIMA公會前首席執行官Charles Tilley將在本篇分享他如何引領該組織的策略方向,以及其多元資本概念為何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撰文:Nicky Burridge
攝影:Matthew Joseph
企業應該成為造福社會的力量——國際綜合報告理事會(IIRC)首席執行官Charles Tilley這樣認為。他指出,企業提供人們需要的商品和服務,通過繳納稅款在資金上支持公共服務,並為社會創造財富,尤其是通過養老金來投資上市公司而創造財富。
他補充道,然而許多企業沒有好好說公司的故事,令外界也沒有看到它們的正面之處。
企業不應只以賺多少錢來看待創造價值,滿足客戶、員工和供應鏈的需求、保護環境、成為社會中值得信賴的一員等,都算是創造價值。
Tilley承認將所有業務這些不同部分連繫起來並不容易。IIRC的使命正是幫助企業建立綜合思維,並讓綜合報告成為主流企業實務。
「綜合思維關乎更深入了解公司的業務模式,如何為所有不同組成部份創造價值,以及如何管理當前和未來的機遇與風險。」他解釋道:「綜合報告就是講述這種故事的方式。企業應該對投資者說:『這就是我們做生意的方式,我們相信業務仍能繼續賺錢,因為我們以適當方式來顧及所有持份者,亦好好地應對着明顯的風險。』」
着眼多元資本
IIRC制定了國際綜合報告框架(<IR>框架),幫助企業將綜合思維和綜合報告融入其業務模式。Tilley說:「框架的獨特之處是多元資本的概念。」他指出,一家企業擁有的遠遠不止是財務資本,還有智識產權和製造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本以及社會和關係資本。「如果仔細考慮價值創造,就需要着眼更廣義的多元資本。」
除了幫助公司理解價值創造、機會和風險以外,他們還可以使用該框架來衡量用哪些指標來計量進度,並確保所有關鍵績效指標和激勵措施保持一致。
Tilley指出,企業落實正確的衡量指標和激勵措施可能很難。他擔任英國皇家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CIMA)首席執行官時,通常每年要與財務總監花兩周的時間來制定關鍵指標,並設定相應激勵員工的財務措施。他說:「我們能夠將所有要素連繫並綜合起來,這令我們感到很自豪。儘管如此,我們也有拿捏不准的時候,訂下了與目標背道而馳的措施。」他指出目標有時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例如,醫護業曾以手術死亡率為指標,一些顧問醫生會因而避免接手難於治療的病人,這顯然不是指標的預期結果。我們在CIMA了解到,制訂衡量指標時必須探討指標同時帶來的影響。」
儘管過程具有挑戰,Tilley仍認為公司了解創造價值的所有因素,並制訂相應合適的指標,能為公司創造巨大的優勢。「這種做法可以發揮強大作用。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反映了理解公司如何創造價值、存在的原因是非常重要,這正是我們倡導的做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他補充道,<IR>框架已獲全球約2千家公司採用,並獲20家監管機構參考或支持。該框架還推動財務職能朝21世紀匯報方式所要求的方向發展。他說:「從鑒證報告角度而言,它對審計師也很重要;從如何為企業提供這方面的建議來說,它對會計師事務所也很重要。對於會計師行而言,這是很龐大的商機。」
<IR>框架初制訂時,Tilley擔任IIRC技術工作小組主席。「制訂的過程很嚴謹全面,與制訂最佳準則的過程無異。」
他說,該過程的重要一環,是真正聽取持份者不同的需求,充分理解他們的需求,並找方法來解決投資者需求與監管機構或公司自身需求上的明顯衝突。他說:「這是很棘手的挑戰,而我處理的方法,是回到企業應該造福社會的想法上。如果以長期創造價值為本,那麼對公司重要的一切事情,與對投資者以至廣大社會重要的事情,應當同樣重要。」
Tilley回想訂立<IR>框架的過程中,需要研究和了解很多細節,當中要與不同持份者多番溝通。他回憶道:「溝通的過程非常有趣。」
Charles Tilley於擔任英國皇家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首席執行官期間,促成與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共同組成國際註冊專業會計師公會。
與時並進
IIRC目前正在修訂該框架,確保它在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中與時並進。於五月,IIRC邀請全球持份者分享對新徵求意見稿的想法,並提出修訂該框架的建議。Tilley說:「IIRC成立的目的,就是提供切合21世紀的框架和思維方式,因此我們都要持續檢討,看看是否需要順應演進。」
他補充道,儘管IIRC在2017年的諮詢中收到的意見認為<IR>框架仍然適用,但機構認為仍需要作小幅修改,尤其是針對實際使用情況和更廣泛的市場發展有關的意見。目前IIRC正就兩個關鍵範疇的建議修訂諮詢意見。其中一個範疇是簽署內部報告的管治流程。「拿起筆簽字非常容易,但公司應該解釋簽字前經過了什麼程序,如何實現業務模式並進行檢查,公司要公允地描述一切內容並確保董事會為此負責。」目前正進行諮詢的建議修訂涵蓋了公司如何在報告過程上進行溝通,並闡明一份綜合報告應如何及由誰簽署,當中強調了<IR>框架的目的——通過最高監督或決策單位的承諾提高綜合報告的完備性。
另一個關鍵的修訂範疇是關於業務模式的考慮因素,以及企業如何溝通和理解其正面及負面影響。這涉及在用語上更明確區分產出(outputs)與結果(outcomes),並更清晰說明公司在講述其如何創造價值的同時,也必須誠實地說明它如何維護或損害價值。
IIRC還就未來的報告應該是什麼樣子徵求意見,包括科技、鑒證和衡量指標的作用。諮詢期將至8月19日止,Tilley鼓勵所有企業報告的持份者於IIRC的網站分享意見。
展望未來,Tilley預期<IR>框架需要持續修訂,以反映科技在商業報告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他說:「投資者和各界看待報告的方式正迅速改變。如果你在美國編製報告,就必須使用XBRL(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可擴展商業報告語言),以便對所有數據進行標記。這類要求將不斷增加,因為人們都希望獲取想要的數據,而不是被硬塞一份隨公司寫什麼的報告。」實際上,XBRL允許用獨特的標籤與財務報表中的實際數字加入關聯,讓報告術語可信地定義。「投資者擁有的社交媒體資訊比董事會擁有的還要即時。」
他指出,為了應對這些需求,公司必須為經過鑒證及結構化的數據建立資料庫。「我們認為<IR>框架為這些數據提供了一種架構。它確實還處於初期,但我認為我們將來會在這事上下很大工夫,因為這正是報告下一個階段的樣子。」
IIRC成立了10周年,Tilley強調它要確保其倡導的做法與時並進。他說:「無論是10年還是100年,理念都需要隨着世界變化而發展。」保持與時並進也是他衡量IIRC成功與否的關鍵,他認為成功不僅看綜合思維和綜合報告的採用程度有多少,還有企業報告系統是否能滿足投資者、公司、監管機構以至整體社會的需求。
維持關係
Tilley在IIRC領導着一支僅有20多人的小團隊,管理着約200萬英鎊的預算。他的主要職責是引領IIRC的策略方向。他說策略包括兩個關鍵部分,第一部分是推動報告準則趨同,以公司在自己的報告和指標中應用一套一致的準則,使所有內容更易於理解。
「我們與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永續會計準則委員會和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在內的準則制訂組織、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證監會組織等全球組織合作。」為此,IIRC與主要準則制訂組織機構成立了名為企業永續報告對話(Corporate Reporting Dialogue)的組織,旨在使各種企業報告框架、準則和相關要求之間更具連貫性、一致性和可比性。
第二部分的工作是鼓勵國際採用綜合思維和綜合報告,並為企業提供資源(包括<IR>框架本身)、指導、企業合作網絡和最佳實務案例研究。「這項工作關乎制訂清晰、針對性的策略,並確保我們以最佳方式運用資源,這不僅指我們內部的人力和財務資源,還包括我們的網絡關係。」
Tilley認為保持這些關係並宣揚IIRC當前工作及重要性,是其崗位的重任。「關係絕對是重要的因素。它為我們帶來影響力、打開綜合報告正統化的大門。然而,如果我們沒有好好維護這些關係,關係就會疏遠,最終會失去。」
Charles Tilley曾擔任國際會計師聯合會商界專業會計師委員會主席,亦曾領導國際綜合報告理事會技術工作小組,該工作小組負責制訂綜合報告框架。
商業語言
Tilley在18歲時離開學校,決定接受會計師培訓,日後去企業工作。他說:「會計是商業語言,如果想從商,會計專業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起點。」
1973年,他在倫敦Moorgate一家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期間考獲特許會計師的資歷。他說:「他們提供很棒的培訓。當時那是綜合的商業培訓,包括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公司法、經濟學和稅務。它幫助我了解企業運作方式,為我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職業生涯的初期,他在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工作了14年,在1978年至1979年間更派駐香港。在此期間,他參與了許多備受矚目的審計項目,接觸到一些他認為非常有趣的企業,其中既有矽晶片製造公司,也有零售公司、製造公司、科技公司和銀行。「我在年輕時就有機會見識到許多不同公司,與主席和首席執行官們打交道。回想起來,我也為曾經說過的話感到尷尬,因為與許多人一樣,我20歲出頭時還很幼稚。現在我想:『天哪,我怎麼能說出口呢。』我仍然因此而做噩夢。」
Tilley成為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的合夥人時,他負責該事務所在英國的畢業生招聘計劃,那是他認為職業生涯中最難忘的經歷之一。「那是很了不起的工作。我們招聘了幾千人,他們是事務所的未來,能與他們接觸是令人欣喜的事。我們每年面試達6,000人。」
後來,Tilley離開KPMG,出任Hambros集團財務總監,該銀行當時是英國第二大投資銀行。他說:「Hambros是一家非常傑出的銀行。無論我拿起電話打給誰,他們都會願意和我對話,因為這是一家很知名的銀行。」
之後,他轉到獨立投資銀行Granville工作,他負責該銀行與美國銀行Robert W. Baird的收購交易,其後成為Granville Baird。「這是一筆非常複雜的交易,過程有來回作價,最終我們以最高價出售,此事令我們非常高興。」
出售Granville之後,Tilley受邀成為CIMA的首席執行官。他回憶道:「我的職業生涯一直圍繞着推動企業發展、了解成敗原因。依我所見,CIMA的工作是促進商業進步。」
他表示,作為一家專業機構,CIMA專注於培訓人才,使會計專才與時並進並遵守道德規範,亦即他們要以專業負責的態度行事。他說:「對當年處於那個事業階段的我來說,能為一家致力於維護公共利益的組織服務,是寶貴的經驗,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Tilley擔任CIMA首席執行官15年,期間他曾經協助該公會與美國註冊會計師協會攜手於2017年成立了國際註冊專業會計師公會。他回憶道:「CIMA在全球有大約20萬名會員和學生,面對日益全球化和複雜的環境,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所有市場中發揮影響力。我們進入北美的過程也很艱難。」同時,美國註冊會計師公會擁有大約40萬名會員,希望擴大國際影響力。它的首席執行官Barry Melancon於2010年找到Tilley,希望兩家機構聯手合作。
當兩支管理團隊正在紐約進行初步會談時,冰島發生火山噴發迫使前往歐洲的航班要停飛。「我們停留紐約的時間比原訂的長得多,造就我們處理了很多事情。」
IIRC於2010年剛成立之時,他就參與了這家機構的工作。他說:「我在會計業做過很多工作,包括就職於國際會計師聯合會,擔任其商界專業會計師委員會主席和理事會成員。我認為這些崗位是我職業生涯的第三階段。」
閑餘時,Tilley喜歡與妻子、孩子和五個孫子(最小的七個月,最大的六歲)共度時光。他說:「到我兒子住的地方走路只要20分鐘,開車30分鐘就到我女兒的家,這很不錯。」
他熱愛駕船,在香港時常常揚帆出海,他亦喜愛打網球和騎單車。「在新冠疫情期間,騎單車環遊倫敦是不錯的體驗。起初我看到街道一片荒寂,如世界末日一樣。」
他還愛好旅行,尤其是騎單車或登山旅行,他曾騎單車遊歷斯里蘭卡和法國,到尼泊爾、阿根廷、智利和埃塞俄比亞行山。他說:「我一直信奉假期旅遊,我希望仍能繼續到處去。」
本文為編譯版本,原文The storyteller首發於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雜誌《A Plus》2020年第6期。